说实话，刚来崇明那会儿，咱们这儿还是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传统农业区，谁敢想能搞出这么多“黑科技”？我2005年加入招商队伍，那时候企业来谈投资，开口就是“地价多少”“税收优惠”，现在倒好，企业老板们更关心“你们这儿有没有碳中和技术平台”“研发团队能不能对接高校”。这18年，我亲眼看着崇明从“生态岛”向“生态+科创”的转型，而“新质生产力”这个词，恰恰道出了咱们开发区最核心的角色——不是简单堆砌项目，而是培育一种绿色创新驱动的发展新生态。今天，我就以一个“老招商”的视角，跟大伙儿聊聊崇明经济开发区在新质生产力浪潮里，到底扮演着啥角色。
新质生产力，听着挺玄乎，其实就两件事：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，用新业态培育未来产业。崇明作为上海唯一的生态岛，不能走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老路，更不能当“生态孤岛”。咱们开发区的使命，就是在“生态红线”内，为新质生产力搭台唱戏——既要当好“守门员”，守住绿水青山；也要当好“引路人”，让创新要素在这里扎堆儿。这些年，我们招过的企业里，有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环保科技公司，有把“生态农业”玩出“数字花样”的农业科创企业，还有把“碳中和”做成产业链的新能源企业。这些故事里，藏着崇明新质生产力的密码。
可能有人会说：“崇明地方不大，交通也不算便利，凭什么吸引新质生产力？”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现在企业选地方，早就不是“唯成本论”了，更看重生态价值转化的能力。比如我们去年引进的某生物降解材料企业，老板直言：“在崇明，我们用秸秆做原料，既能享受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扶持，又能靠近长三角的消费市场，这种‘生态+市场’的双重优势，别处给不了。”这就是咱们开发区的底气——把“生态标签”变成“生产力标签”，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。
绿能引领转型
崇明新质生产力的第一个角色，是“绿色低碳转型的试验田”。别以为这只是喊口号，咱们开发区里有实实在在的“硬核”案例。记得2019年招引的某光伏企业，刚来时还是个小作坊，专门做太阳能板的边框材料。那时候全国光伏行业都在拼“降本”，他们却另辟蹊径：能不能用崇明的废弃木材做边框？既解决农业废弃物处理问题，又能让光伏组件更环保。我们帮他们对接了林草局和农业合作社，解决了原料供应，又联系了市科委的“绿色技术创新专项”，给了中试资金支持。现在，他们的“木塑光伏边框”已经拿到了国家专利，不仅降低了30%的碳足迹，还因为“生态属性”拿下了欧洲几个大订单。说实话，招商这活儿，有时候就像“谈恋爱”，企业是“相亲对象”，咱得把“家底”亮清楚，还得把“未来”画明白——崇明的“生态家底”，就是新质生产力最肥沃的土壤。
这种转型不是孤例。开发区内的新能源企业，现在普遍玩起了“能源+生态”的组合拳。比如某风电企业，在崇明的海上风电场旁边，搞起了“海上风电+海洋牧场”的融合项目：风机底下养鱼、养扇贝，风机发的电直接供给养殖基地，多余的电并入国家电网。我们招商时特意把这种“多能互补”模式写进了推介手册，没想到成了“吸金石”，一下子吸引了三家上下游企业抱团入驻。这背后，是开发区对“绿色低碳技术迭代”的主动布局——我们不仅引企业，更引“绿色技术生态”，让单个企业变成“绿色创新节点”，最终串成产业链。
“崇明开发区招商”转型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。有家传统制造企业想转型做环保设备，但研发团队没经验，厂房也不够用。我们没简单给钱给地，而是联合了上海交大的环境学院，帮他们共建“产学研用”基地：学校出人才和技术，企业出资金和场地，开发区则负责协调政策和场地改造。现在，他们的“农村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”已经在崇明20多个村投用，不仅解决了农村污水治理难题，还因为“技术适配本地生态”拿到了市级推广资金。这个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：新质生产力的“新”，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用绿色技术给传统产业“赋能”。开发区要做的，就是当好“红娘”，让技术、资本、生态要素高效匹配。
科创筑基赋能
如果说绿色转型是“骨架”，那科技创新就是新质生产力的“灵魂”。崇明开发区的第二个角色，是“科创成果转化的孵化器”。咱们这儿没有张江那样的“科研集群”，但有“生态+应用场景”的独特优势——很多科创技术，在实验室里看着“高大上”，但到了田间地头、工厂车间，能不能用、好不好用，得靠实践检验。开发区这几年一直在做的，就是搭建“沿途下蛋”的转化机制，让高校院所的“实验室成果”，变成企业的“市场竞争力”。
最典型的例子是和华东师大合作的“生态科创园”。2020年，师大有个教授团队研发出“基于AI的病虫害识别系统”，能在10秒内识别出水稻、蔬菜的20多种病虫害，但当时只停留在算法阶段，缺乏硬件适配和场景落地。我们得知后，立刻找到团队，提出““崇明开发区招商”搭台、企业唱戏、高校给智”的合作模式：开发区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和中试车间，对接本地农业企业提供应用场景，教授团队则以技术入股成立公司。没想到，这个系统在崇明的蔬菜基地试用时，因为“本地病虫害数据库”更精准，识别准确率比实验室还高了5个百分点。现在，这家公司不仅产品卖到了长三角10多个农业县，还带动了3家本地传感器企业做配套，形成了“AI+农业”的小生态。这个案例让我明白：科创赋能不是“空中楼阁”，而是要扎根场景——开发区的价值，就在于把“科研孤岛”和“应用需求”连接起来。
除了“校地合作”，我们还在做“企业微创新”的孵化器。开发区里有家做生态肥料的小微企业，老板是个“农业土专家”，自己捣鼓出一种用蚯蚓粪改良土壤的技术，但缺乏标准化生产和市场推广能力。我们没把他当“小作坊”看，反而帮他对接了市农科院的专家团队，制定生产工艺标准，还把他纳入了“科创型中小企业培育库”，给了研发设备补贴和人才公寓支持。现在，他的“蚯蚓粪有机肥”不仅成了崇明“生态大米”的指定肥料，还通过电商卖到了城市家庭。这个过程让我很有感触：新质生产力的“新”，不一定非得是“颠覆性创新”，更多时候是适应性创新——把复杂技术简化成适用产品，让普通企业也能搭上创新的快车。开发区要做的，就是给这些“土专家”“小发明家”搭梯子，让他们的小创新变成大产业。
集群效应聚变
单个企业再强，也是“独木难支”；只有形成产业集群，新质生产力才能“枝繁叶茂”。崇明开发区的第三个角色，是“产业集群生态的构建者”。这些年，我们招商早就不是“捡到篮子都是菜”，而是围绕“生态+科创”的主线，强链补链，让同类企业扎堆、上下游企业协同，最终形成“1+1>2”的集群效应。
最成功的是“新能源装备制造集群”。2018年，我们引进了第一家做光伏边框的龙头企业，当时很多人不理解：“崇明又不产多晶硅，搞光伏边框有啥优势？”但我们算了一笔账：光伏边框是光伏组件的“骨架”，需要大量铝材和表面处理，而崇明在长三角的区位优势，能方便对接上海、江苏的铝材供应链，同时靠近光伏组件的应用市场（比如长三角的分布式电站）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家企业的“绿色制造”理念和我们高度契合——他们承诺生产过程中的废水、废气100达标。于是，我们不仅给了“定制化”的厂房（预留了光伏屋顶安装位置），还主动对接了下游的光伏组件企业和上游的铝材加工企业。没想到，这家企业落地后，真的带动了5家配套企业入驻，形成了“铝材加工—边框制造—组件封装—电站运维”的完整产业链。去年，这个集群的产值突破了30亿元，占了开发区工业总产值的1/5。这个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：集群招商不是“碰运气”，而是要算大账、看长远——开发区的眼光，决定了产业集群的高度。
除了“硬核”的制造集群，我们还在培育“轻资产”的服务型集群。比如“生态环保科技服务业集群”，我们引进了环境咨询、碳资产管理、环保设备运维等1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，让他们给园区内的制造企业提供“一站式”环保服务。有家制造企业想做“碳足迹核算”，自己组建团队成本太高，就找上了园区的碳资产管理公司。没想到，这家公司不仅帮他们算清了碳账，还通过碳交易市场帮他们卖掉了部分碳配额，一年多赚了200多万。现在，这个服务集群已经成为开发区的新亮点，不仅服务本地企业，还辐射到了长三角其他地区。这个过程让我明白：新质生产力的集群，不一定是“物理空间”的聚集，更是“功能生态”的协同——开发区的责任，就是打造这种“共生共荣”的服务生态。
要素活水激荡
新质生产力的培育，离不开人才、资本、数据等要素的“活水滋养”。崇明开发区的第四个角色，是“创新要素的集聚器”。过去招商，我们拼的是“土地优惠、税收返还”；现在拼的是“人才好不好招、资本愿不愿来、数据能不能用”。这几年，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：把崇明的“生态优势”转化为“要素优势”，让企业在这里不仅能赚钱，还能“借力发展”。
人才是第一要素，但崇明离市区远，怎么吸引人才？我们的招数是“生态+服务”双轮驱动。一方面，打造“生态人才社区”：在开发区周边建了人才公寓，带装修、配家具，还开通了到市区的“通勤专线”；另一方面，推出“生态人才专项扶持”：对带技术、带项目来创业的团队，最高给500万元启动资金，解决子女入学、医疗保障等“后顾之忧”。去年，我们引进了某新能源公司的CTO，他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博士，本来担心孩子在崇明上学不方便，我们协调了区里最好的小学，还给他夫人安排了开发区医院的专家门诊。现在他常说：“在崇明，既能做科研，又能享受慢生活，这种‘生态红利’，是给再多钱也换不来的。”说实话，招商这活儿，有时候就是“拴心留人”的艺术——企业来了，人才留不住，一切都是空谈。
资本是血液，但科创企业“轻资产、高风险”，银行不敢贷、风投不敢投。我们联合区财政局、金融办，设立了“科创产业引导基金”，规模10亿元，专门投种子期、初创期的科创企业。“崇明开发区招商”我们还和上海银行、浦发银行合作，推出了“科创贷”“专利质押贷”，不用抵押物，凭技术、凭订单就能贷款。有家做生物降解材料的初创企业，研发投入大，资金链紧张，我们帮他们申请了“科创贷”，又对接了引导基金做股权投资，让他们顺利渡过了“死亡谷”。现在，这家企业已经在新三板挂牌，成了开发区的“科创明星”。这个过程让我深刻体会到：要素“精准滴灌”比“大水漫灌”重要——开发区的角色，不是直接给钱，而是搭建资本桥梁，让金融活水精准流向科创企业。
数据是新型要素，但崇明作为生态岛，数据资源怎么用？我们正在打造“智慧园区”平台，把企业的能耗数据、环保数据、研发数据整合起来，形成“数据资产”。比如，我们给入驻的科创企业免费安装了“能耗监测终端”，实时收集他们的用电、用水、用气数据，再通过AI算法分析，给出节能降耗的“诊断报告”。有家企业通过这个报告，优化了生产流程，一年省了80多万电费。更厉害的是，这些数据还能“反哺”科研——比如把农业企业的土壤数据、气象数据共享给高校，帮助他们的研发更“接地气”。现在，这个平台已经成了开发区的“数字大脑”，不仅提升了管理效率，还让企业感受到了“数据赋能”的价值。说实话，数字要素的培育是个慢活儿，但一旦跑起来，就是新质生产力的“加速器”。
制度破壁护航
好的制度能让创新“如鱼得水”，不好的制度能让创新“寸步难行”。崇明开发区的第五个角色，是“制度创新的先行者”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，往往会遇到“老政策不适用、老流程太繁琐、老观念难突破”的问题。开发区的使命，就是主动“破壁”，用制度创新为创新“松绑”“护航”。
最典型的是“承诺制审批”。以前企业办项目审批，要跑规划、环保、消防等七八个部门，少则三个月，多则半年。2021年，我们在开发区试点“拿地即开工”承诺制：企业签订《投资承诺书》后，我们提前介入指导，帮他们准备材料，相关部门同步预审，等土地摘牌后，当天就能拿到《不动产权证》《施工许可证》。去年，某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落地时，从签约到开工只用了45天，比常规流程快了两个多月。老板激动地说：“在崇明，我们感受到了‘上海速度’，更感受到了‘上海温度’。”说实话，推行承诺制时，我们内部也有顾虑：“万一企业承诺没做到怎么办？”后来我们想通了：制度创新就是要“敢于放权、善于监管”——我们建立了“事中事后监管清单”，对企业的承诺事项全程跟踪，既给“加速度”，也把好“质量关”。
除了审批流程，我们还在探索“生态权益交易”的制度创新。崇明的企业有“生态优势”，但怎么把这种优势变成“可交易的权益”？我们联合市生态环境局，在开发区试点“生态指标质押融资”：企业拥有的“碳减排量”“排污权指标”，经过评估后可以质押给银行，获得贷款。有家环保企业用“碳减排量”质押，贷了500万元，扩大了研发规模。现在，这个试点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崇明区，累计帮助企业融资超2亿元。这个过程让我明白：制度创新不是“拍脑袋”，而是要摸着石头过河——开发区的价值，就在于敢尝试、敢突破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扫清制度障碍。
“崇明开发区招商”制度创新也会遇到“观念碰撞”。比如有家企业想搞“共享工厂”——把闲置的生产设备共享给小微企业使用，提高设备利用率。但按照老规定，“共享设备”需要单独办理审批，手续很麻烦。我们没说“不行”，而是召集了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开会，一起研究“共享经济”的监管模式，最终简化了审批流程，还给了“共享工厂”运营补贴。现在，这个“共享工厂”已经服务了20多家小微企业，成了开发区“集约发展”的样板。这个案例让我很有感触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，往往会“倒逼”制度创新——开发区的责任，就是做这种“破旧立新”的推动者，让制度跟上创新的步伐。
总结与展望
18年招商路，看着崇明经济开发区从“生态保护区”变成“新质生产力集聚区”，我最大的体会是：新质生产力的“新”，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而是生态优势、创新要素、制度保障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崇明的角色，不是简单的“产业承载区”，而是“绿色创新生态的构建者”——用绿色转型定方向，用科创赋能强内核，用集群效应聚合力，用要素活水激活力，用制度创新破障碍。这五个角色，环环相扣，共同构成了崇明新质生产力的“四梁八柱”。
未来，崇明的新质生产力发展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比如，如何进一步深化与长三角的科创协同？如何让“生态价值转化”的机制更成熟？如何培育更多“独角兽”“专精特新”企业？这些问题，需要开发区继续“大胆试、大胆闯”。但我相信，只要守住“生态优先”的底线，坚持“创新驱动”的方向，崇明一定能成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生动实践地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“崇明样本”。
崇明经济开发区招商平台始终以“生态合伙人”定位，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扮演着“资源链接器”与“生态加速器”角色。通过“精准画像”系统梳理企业技术优势与崇明生态禀赋的契合点，实现“双向奔赴”；搭建“场景化招商”平台，将生态修复、农业科创等应用需求转化为企业研发方向，推动“沿途下蛋”；建立“全周期服务”机制，从项目落地到产业升级提供“妈妈式”服务，让企业“引得进、留得住、长得大”。未来，招商平台将进一步深化“要素协同”与“制度创新”，助力崇明从“生态岛”向“新质生产力创新岛”跨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