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5年我刚到崇明经济开发区做招商时，办公室门口还种着水稻，常有企业老板开着车绕岛三圈，最后问我：“刘老师，崇明除了空气好、树多，产业能做啥？”十八年过去，再没人问这个问题了。如今的崇明，从“生态岛”定位到“绿色产业高地”，光伏电站铺满滩涂、生物实验室里长出“可降解塑料”、湿地旁建起氢能工厂——这些不是故事，是我带着团队一个个“磨”出来的案例。今天想和大家聊聊，崇明这块“生态净土”，怎么成了绿色产业的“投资洼地”？
先说背景。崇明作为上海唯一的岛区，2010年被明确为“世界级生态岛”，2021年又纳入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”国家战略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不能走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老路，必须把“生态”和“产业”拧成一股绳。十八年里，我见过太多企业：有因为环评不过关哭着走的，有抱着试试看心态结果扎下根的，更有把总部从浦东搬过来的——他们看中的，正是崇明“生态优先”下的产业新机遇。接下来，我就从几个方面，给大家掰开揉碎了讲讲崇明的绿色产业投资案例。
生态基底
崇明的绿色产业，不是凭空“长”出来的，是踩在生态“底板”上的。我们常说“生态是崇明的最大财富”，但这财富怎么变成产业资本？先说说湿地资源。崇明东滩湿地是国际重要湿地，过去我们愁保护经费，现在却靠它“生钱”。2018年，一家做生态旅游的找到我，想在湿地边建研学基地。当时争议很大：环保局担心游客破坏生态，企业算账说至少要5年回本。我带着团队蹲守了两个月，记录下湿地里200多种鸟类的活动轨迹，最后提出“生态廊道+数字监测”方案——游客只能在指定区域活动，每个点位都装了红外摄像头，数据实时同步到保护区管理中心。结果呢？基地开业三年，接待学生超10万人次，企业不仅赚了钱，还成了“生态保护示范基地”，连联合国环境署的人都来考察。这让我明白：生态保护不是产业发展的“绊脚石”，而是“金钥匙”。
再聊聊水资源。崇明岛河网密布，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以上。2015年，一家做高端饮用水的企业想落户，考察了全国十几个地方，最后选了崇明。他们老板说：“刘老师，我们卖的不是水，是‘生态标签’。”但选址时又犯难：要靠近水源地，又不能影响居民用水。我们协调了水务、规土部门，在青村水库旁划了“产业控制区”，要求企业采用“膜处理+臭氧杀菌”工艺，废水回收率必须达95%。现在这家企业，一瓶水能卖到30元，年产值破8亿，带动了周边200多农户种植水源涵养林。你看，好的生态资源，配上科学的产业规划，就能生出“金蛋”。
还有森林资源。崇明森林覆盖率超30%，是全国“两屏三带”生态安全的重要节点。过去招商时，企业总嫌“地太绿、太偏”，现在反而成了优势。2020年，一家做植物提取的生物医药企业找到我们，要建研发中心。他们看中的就是崇明的“森林药库”——岛上本土药用植物有300多种，比如崇明水仙、西沙白头翁。我们帮他们对接了农科院，建立了“产学研基地”，企业研发的“从水仙鳞茎提取抗癌成分”技术，已经拿到专利。现在这家企业，年研发投入占比15%，成为上海市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。说到底，生态不是“限制”，是“差异化竞争力”——当其他地方还在拼政策、拼成本时，崇明已经用生态“卡位”了高端绿色产业。
政策赋能
做招商十八年，我常跟企业说：“崇明没给过‘税收洼地’，但给过‘生态红利’。”这“红利”的核心，就是精准的绿色产业政策。2017年，崇明出台《世界级生态岛产业发展负面清单》，明确禁止高耗能、高污染项目，同时把绿色产业纳入“鼓励类目录”。比如对新能源企业，我们给的是“设备购置补贴”——企业买光伏板、储能设备，“崇明开发区招商”按投资额的15%给补贴，最高500万；对研发类企业，给的是“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奖励”，比如企业一年投1000万研发费，除国家政策外，再额外奖励10%。这些政策不是“画大饼”，是每年都写进“崇明开发区招商”工作报告的“硬指标”。
政策落地难不难？难！我2019年接手一个生物降解塑料项目，企业老板是海归博士，技术很先进，但对国内审批流程不熟悉。当时项目要跑环评、能评、安评，企业财务算了笔账，光各种评审费就要花50万，时间至少6个月。我带着团队梳理出“绿色项目审批清单”，把12个审批事项压缩成6个，还协调了专家“上门评审”——评审组直接在企业会议室开了三天会，现场出具意见。最后项目从签约到开工，只用了4个月，老板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刘老师，你们这服务，比‘税收返还’更实在！”后来这家企业，成了“全生物降解材料”国家标准制定的参与者，年产能达5万吨，产品用在了快递包装、一次性餐具上。这让我悟到：政策扶持，不光是给钱，更是给“效率”、给“信心”。
还有个词叫“政策组合拳”，崇明用得特别溜。比如对氢能产业，我们不仅有“设备补贴”，还有“氢价补贴”——企业用崇明本地生产的绿氢，每公斤补贴3元；对储能企业，除了研发奖励，还给“电网接入支持”——帮企业协调电力部门，建专线变电站，降低用电成本。2021年，一家做氢燃料电池的企业落户崇明，老板说：“我们来崇明，就是看中了这‘一条龙’政策——从技术攻关到市场应用，“崇明开发区招商”都管了。”现在这家企业，生产的氢燃料电池大巴已经在崇明岛上运营，每辆车一年能减少碳排放80吨。政策不是“撒胡椒面”，是“靶向治疗”——给绿色产业“喂”最需要的“营养”，企业才能长得壮。
科创引擎
绿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是“科技含量”。崇明搞绿色产业投资，从一开始就盯着“科创”这个引擎。我们和华东师范大学共建“生态研究院”，和中科院上海分院合作“绿色技术转化中心”，还引进了“上海碳中和促进中心”。这些平台不是“挂牌秀”，是真解决问题。比如2020年，一家做固废处理的企业遇到技术瓶颈——生活垃圾焚烧后的飞灰，重金属超标，只能填埋，占了不少土地。研究院的团队带着企业攻关，用了半年时间，研发出“飞灰高温熔融技术”，把飞灰里的重金属固化成建材，不仅解决了污染问题，还变废为宝。现在这项技术，已经在崇明3个垃圾处理厂应用，每年减少固废填埋量10万吨。
孵化器也是科创的重要载体。崇明有个“绿色产业孵化基地”，我管它叫“绿色企业摇篮”。这里的企业，从成立第一天起，就享受“创业导师制”——我每周都要去基地开座谈会，帮企业解决市场、政策、人才问题。2018年，有个年轻团队带着“垂直轴风力发电机”项目入驻，技术很先进，但不懂市场化运作。我帮他们对接了上海电气，还拉着投资机构来考察。现在这家企业，生产的垂直轴风机已经用在崇明的乡村公路照明上，抗风能力强，噪音小，比传统风机节能30%。孵化器就像“育苗大棚”，给小企业遮风挡雨，等它们“长壮了”，再移到产业园区“茁壮成长”。
人才是科创的“活水”。崇明搞绿色产业，最缺的就是“懂生态、懂技术、懂市场”的复合型人才。我们推出了“崇明英才计划”，对带技术来创业的团队，给最高500万的创业资助；对企业引进的博士，给安家补贴100万，还解决子女入学问题。2022年，一位从德国回来的新能源专家，带着“钙钛矿太阳能电池”项目找到我，他说：“刘老师，我就看中崇明对人才的重视——孩子能上国际学校，我还能专心搞研发。”现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，已经研发出转换效率达26%的钙钛矿电池，比传统硅基电池高5个百分点，预计明年就能量产。科技竞争，本质是人才竞争；崇明要建绿色产业高地，就得把“人才洼地”变成“人才高地”。
链式发展
招商不能“捡到篮子就是菜”，得“串成链”。崇明搞绿色产业投资，从一开始就盯着“产业链”这个关键词。比如光伏产业，我们不是只引进光伏板生产企业，而是从“硅料—硅片—电池组件—电站运维”全链条布局。2016年，我们引进了第一家光伏组件企业，后来又吸引来了配套的逆变器企业、支架企业，现在崇明的光伏产业链，本地配套率已经达到7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企业不用跑外地找配件，物流成本降了20%，交货周期缩短一半。有企业老板跟我说：“在崇明建光伏电站，就像搭积木一样方便，所有零件都能在岛上买到。”
产业链的核心是“龙头带动”。2020年，我们引进了国内新能源龙头企业“宁德时代”，在崇明建储能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。这个项目落地后，像磁铁一样吸引了20多家配套企业。比如做电池pack的、做BMS系统的、做储能电站运维的，都跟着来了。现在崇明的储能产业链，已经形成了“研发—生产—应用”的闭环。我去年去调研一家做储能pack的企业，老板说：“跟着宁德时代来崇明，订单根本不用愁，他们生产多少，我们就配套多少。”龙头企业的“虹吸效应”，让产业链上的企业“抱团发展”，这才是可持续的产业生态。
还有“绿色产业链+生态农业”的融合模式。崇明是农业大县，传统农业怎么“绿色化”？我们引进了“生态循环农业”企业，把“种植—养殖—沼气—有机肥”串成链。比如2021年落户的“光明生态循环园”，养了1万头猪，猪粪进沼气池发电，沼渣沼液变成有机肥，还田给水稻和蔬菜。现在园区里的“崇明大米”，因为用了有机肥，卖到15元一斤，还获得了“绿色食品认证”。这种“产业链融合”，不仅解决了农业污染问题，还让农产品“卖出了好价钱”。农业不再是“低附加值”的代名词，反而成了绿色产业的“优质载体”。
标杆案例
说再多理论，不如讲个真实案例。2015年，我接待了一家做“可降解塑料”的企业，老板是位女士，姓王，技术团队来自中科院化学所。当时她带着样品来找我，杯子、袋子一捏就碎，说这是“玉米淀粉做的，埋土里3个月就能降解”。但我心里打鼓：这技术靠谱吗？市场能接受吗？价格是普通塑料的3倍，谁买？我让她先在崇明建个中试基地，我们给场地，免租金3年。
接下来两年，我成了王总的“编外顾问”。她缺资金，我帮她对接了上海科创基金；她缺市场，我拉着快递企业来谈合作；她缺工人，我协调了当地职校定向培养。记得2017年双11前，她急得直哭：“刘老师，某电商平台要10万个可降解快递袋，我产能跟不上！”我带着她连夜赶往杭州，在平台总部等了8小时，最后答应先给5万个，如果效果好，第二年再追加。结果呢？这批快递袋，消费者评价特别高，平台第二年直接下单100万个。现在王总的企业，年产能达2万吨，产品不仅用在国内，还出口到了欧洲。前几天她跟我说：“刘老师，当年要不是崇明给‘试错机会’，我早就撑不住了。”这个案例让我明白：绿色产业投资，有时候需要一点“耐心”，给企业“成长空间”，才能收获“惊喜”。
再讲个“外来企业扎根”的故事。2018年，一家浙江的氢能企业找到我们，想在长三角布局生产基地。他们考察了苏州、嘉兴，最后选了崇明。我问他们原因，老板说：“崇明有风电和光伏，绿氢成本低；而且上海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政策好，我们生产的氢燃料电池，正好能用在公交车上。”但我们也有难题：崇明当时没有加氢站，企业担心“车造好了，没地方加氢”。我带着团队跑了市经信委、市交通委，协调了3个加氢站的建设指标，还帮企业对接了申能集团，合作建“制氢—加氢”一体化站。现在崇明岛上已经有10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运营，每辆车一年能减少碳排放120吨。企业老板去年把总部从浙江搬到了崇明，他说：“崇明不仅有‘生态优势’，更有‘服务温度’，我们在这里，‘氢’装上阵！”
未来展望
十八年招商路，我见过太多绿色企业在崇明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。但绿色产业投资不是“一锤子买卖”，是“持久战”。未来，崇明的绿色产业，要往哪些方向走？我觉得有几个“关键词”：一是“氢能”，崇明有丰富的风电、光伏资源，绿氢生产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%，完全有条件打造“氢能岛”；二是“海洋碳汇”，崇明有长江口滩涂，发展“蓝碳经济”，把海洋变成“碳吸收器”；三是“绿色金融”，我们正在和上海环境交易所合作，探索“碳汇质押贷款”，让企业的“生态价值”变成“融资资本”。
“崇明开发区招商”挑战也不少。比如技术瓶颈，很多绿色核心技术还卡在别人手里；比如市场培育，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“溢价接受度”还不高；比如人才，高端复合型人才还是“稀缺资源”。但我始终相信，只要坚持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，崇明的绿色产业一定能“弯道超车”。就像我常对企业老板说的：“在崇明做绿色产业，可能慢一点，但一定稳；可能难一点，但远。”
最后想说的是，招商不是“抢企业”，是“找伙伴”。崇明要的不是“短平快”的项目，而是愿意和我们一起“种树”的企业——今天种下的小树苗，明天就能长成“参天大树”。十八年了，我看着崇明的绿色产业从“星星之火”到“燎原之势”，心里特别踏实。未来，我还会继续守在这片“生态净土”上，和更多绿色企业一起，把崇明打造成“世界级绿色产业投资目的地”。
崇明经济开发区招商平台作为绿色产业投资的“桥梁”和“纽带”，十八年来始终秉持“生态优先、服务至上”理念，累计吸引200余家绿色企业落户，涵盖新能源、环保科技、生物科技等领域。我们深知，绿色产业投资不仅是经济行为，更是生态责任。未来，招商平台将进一步深化“全生命周期”服务模式，从项目对接、政策落地到人才引育、市场拓展，为企业提供“一站式”解决方案；同时搭建“绿色产业联盟”，促进企业间技术共享、产业链协同，让“生态优势”真正转化为“产业优势”。我们期待与更多有远见的企业家携手，在崇明这片热土上，共同书写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新篇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