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态本底得天独厚
崇明的生态底子，是老天爷赏饭吃，更是几代人“抠”出来的。长江奔涌入海，在这里冲积出我国第三大岛，全岛地势平坦，河网密布，湿地面积占上海湿地总面积的41.7%，其中东滩湿地更是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。我2010年陪一家环保企业考察时，他们的首席科学家蹲在滩涂边数鸟：“崇明有290多种鸟类，其中白头鹤、小天鹅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这种生态本底，长三角找不出第二个。”这18年，我亲眼看着崇明的“生态账本”越算越厚：森林覆盖率从2005年的13%提升到现在的35.78%，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在85%以上，PM2.5浓度比全市平均水平低20%以上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“退养还滩”“退耕还林”的硬骨头，是“不让一滴污水入江”的铁规矩。记得2018年引进一家生态农业企业时，对方要求沿河建200亩生态缓冲带，村里起初不理解：“地都租出去了，为啥还要空着种草？”我们带着村干部去浙江安吉考察，看着那里的“生态银行”把绿水青山变成“存折”，他们才明白：保护生态不是“亏本买卖”，是给子孙留“饭碗”。
更难得的是，崇明的生态是“活”的生态。岛上没有一座高污染工厂，却有一群“生态守护者”：有每天凌晨5点去湿地监测鸟类的科研人员，有骑着“生态巡查车”在田间地头收秸秆的村干部，还有把垃圾分类做到“户分类、村收集、镇转运、区处置”的居民。我2015年遇到一位姓张的农户，他家5亩地全部种生态水稻，不打农药，用鸭子和青蛙除虫，每斤米卖到30元，比普通水稻贵5倍。他说：“刘老师，咱这地金贵，不能只图产量，得让土地‘喘气’，米才香。”这种“生态自觉”，在崇明早已不是个例。去年我接待德国一家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，他们的负责人看完崇明的“生态岛指标体系”后感叹：“很多国家谈生态，是把生态和经济对立起来；崇明是把生态‘种’进了经济里。”
崇明的生态优势，还在于它的“不可复制性”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，长三角的生态空间越来越稀缺，而崇明作为上海最大的“绿肺”，就像一颗“生态定盘星”。我招商时总对企业说：“你们在上海选总部，可能看重区位；但你们选未来，就得看崇明的生态。现在消费者愿意为‘绿色’买单，政策向‘生态’倾斜，人才向‘宜居’流动，这些‘软优势’比土地价格更重要。”比如去年引进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，他们看中的就是崇明“无污染”的环境——研发高端药物需要超纯水，崇明的水质达标率100%，省了一大笔净水成本。这就是生态本底的力量：它不是短期招商的“诱饵”，而是企业长期发展的“压舱石”。
产业路径绿色转型
18年前招商，企业问“有没有地便宜”；现在招商，企业问“有没有绿色产业链”。崇明的产业转型，走的是一条“生态产业化、产业生态化”的路子。我刚来时，岛上多是纺织、小五金企业，高耗能、低产出。2005年崇明启动“生态岛建设”后，我们开始“腾笼换鸟”：关停了200多家高污染企业，腾出土地发展“生态+”产业。比如生态农业，从“种粮食”转向“种风景”，引进了“光明田原”“东平国家森林公园”等项目，把农田变成公园，把农房变成民宿。2019年我对接一家上海文旅集团，他们想在崇明搞“森林康养”，起初担心“没特色”，我们带着他们走遍了岛上的村落，看到有农户把老宅改造成“稻田民宿”，客人可以插秧、捉鱼，晚上躺在星空下听蛙鸣，当场拍板合作。现在这个项目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，带动周边5个村增收超2000万元。
绿色工业是崇明的“潜力股”。我们不是不搞工业，而是搞“低能耗、高科技、轻资产”的绿色工业。比如节能环保产业，引进了“上海电气”的风电设备制造项目，从“造风机”到“运维风电”，形成了完整产业链；比如生物医药，聚焦“创新药+医疗器械”，因为生态好，吸引了中科院药物所、上海交大医学院等机构设立研发基地。我2021年遇到一家做“可降解材料”的企业，他们原本想在江苏设厂，但崇明承诺“提供从实验室到中试的全流程服务”，还帮他们对接了市科委的“绿色技术创新专项”，最终落户。现在他们的产品用在了崇明的快递包装上，真正实现了“生态循环”。这些产业有个共同点：它们不依赖“资源消耗”，而是依赖“创新驱动”，符合可持续发展的“长期主义”。
现代服务业则是崇明的“新名片”。依托生态优势，崇明重点发展“文旅+康养+会展”产业。比如“花博会”后，原址变成了“花博园景区”，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；比如“东滩国际湿地论坛”，吸引了全球的生态专家，成了崇明展示“生态话语权”的窗口。我去年招商时，一家国际康养集团看中崇明的“长寿之乡”称号（崇明百岁老人占比是全市的2倍），计划投资10亿元打造“森林康养小镇”。我们帮他们解决了“医疗配套”问题，引入了瑞金医院崇明分院的合作资源，项目落地后预计能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。这些服务业有个特点：它们把“生态”变成了“产品”，把“绿水青山”变成了“金山银山”，而且越“生态”，附加值越高。
政策体系精准赋能
18年招商，我最深的体会是：政策不是“撒胡椒面”，而是“精准滴灌”。崇明的政策体系，始终围绕“生态优先”这个核心，从“给优惠”转向“给赋能”。比如《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纲要（2010-2030年）》，明确了“生态、生产、生活”三生融合的发展路径；比如《崇明区产业导向目录》，把产业分为“鼓励类”“限制类”“禁止类”，鼓励类的全是绿色产业，比如“生态农业”“节能环保”“生物医药”，限制类的是“高耗能、高污染”产业。我2016年引进一家“智能灌溉”企业，当时上海正在推行“海绵城市”建设，我们第一时间帮他们对接了市水务局，让他们参与了崇明的“农田节水改造”项目，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推广到了全国10多个省份。
绿色金融是政策的“加速器”。崇明设立了“生态产业发展基金”，规模50亿元，专门支持绿色产业项目；推出了“生态贷”，企业如果做节能改造、污染治理，可以享受低息贷款；甚至创新了“碳汇贷”，把企业的“碳减排量”变成质押物。我2020年遇到一家做“光伏+储能”的企业，他们想在农村推广“光伏屋顶”，但农户 upfront 成本高，我们帮他们对接了“生态贷”，由政府贴息50%，农户只需要支付30%的费用，现在崇明已经有1万户农户用上了“光伏屋顶”，每年减排二氧化碳5万吨。这种“金融+生态”的模式，让企业敢投入、农户得实惠，政策真正成了“杠杆”，撬动了绿色发展。
人才政策则是崇明的“软实力”。可持续发展，最终要靠“人”来实现。崇明的人才政策，不只是“给钱给房”，更是“给平台给机会”。比如“生态人才专项”，引进的高端人才可以享受“科研经费+住房保障+子女教育”的全套支持；比如“校企合作计划”，鼓励高校在崇明设立实习基地，学生毕业后留崇就业的，给予企业每人2万元的“引才补贴”。我2018年对接一位农业博士，他想搞“垂直农业”，但担心“没团队”，我们帮他联系了上海农科院，联合成立了“崇明垂直农业研究中心”，现在他的团队已经有20人，研发的“立体种植系统”在崇明的蔬菜大棚里推广应用，产量提高了3倍。崇明的逻辑很简单：只有让人才“留得住、干得好”，可持续发展才有“源头活水”。
创新生态加速培育
18年前，崇明的企业抱怨“没技术、没人才”；现在，崇明的企业自豪“有创新、有未来”。崇明的创新生态，是“政产学研用”深度融合的结果。政府搭台，高校唱戏，企业受益。比如“崇明生态研究院”，由区政府和中科院上海分院共建，聚焦“生态修复、绿色农业、低碳技术”等领域，已经孵化了30多家科技型企业；比如“崇明大学科技园”，吸引了上海交大、华东师大等高校设立分园，为学生提供“从创意到产品”的孵化服务。我2021年带一家初创企业去科技园，他们有个“用蚯蚓处理有机垃圾”的项目，科技园不仅免费提供办公场地，还帮他们申请了“上海市科技创新券”，用于购买检测设备，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在崇明的10个小区推广，年处理有机垃圾5000吨。
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”是崇明的创新亮点。这个术语听起来专业，其实很简单：就是把“生态优势”变成“经济价值”。比如崇明的“生态大米”，通过“碳足迹认证”，每斤比普通大米贵5元；比如“崇明土鸡蛋”，通过“地理标志认证”，成了上海市民的“抢手货”；甚至“湿地里的空气”，都被做成了“空气罐头”，卖到了一线城市。我2019年遇到一位做“生态旅游”的企业家，他说：“以前卖‘风景’，门票收入有限；现在卖‘生态体验’，客人愿意为‘亲手种一棵树’‘认养一块地’付费，这才是可持续的。”崇明的实践证明：创新不是“凭空想象”，而是“把生态的‘隐性价值’显性化”，让保护生态的人“有收益、有尊严”。
数字化转型为创新插上了“翅膀”。崇明虽然是“生态岛”，但一点不“土”。我们建了“数字孪生生态岛”，通过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，实时监测水质、空气质量、生物多样性；企业用“智慧农业平台”，可以远程控制大棚的温度、湿度、施肥量；居民用“生态崇明”APP，可以查询垃圾分类、环境质量、绿色出行路线。我2022年引进一家“智慧环保”企业，他们开发的“AI环境监测系统”，能通过卫星遥感识别“偷排偷放”行为，现在已经覆盖了崇明80%的河道和工业企业。这种“数字+生态”的模式，让可持续发展更“聪明”、更“高效”，也让崇明成了“绿色数字”的试验田。
城乡发展融合共生
18年前，崇明的城乡差距很明显：农民住着老房子，走泥巴路；城里人周末来“农家乐”，吃完就走。现在，崇明的城乡是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融合体。乡村振兴不是“复制城市”，而是“让乡村更像乡村”。比如“美丽乡村”建设，保留了江南水乡的肌理，白墙黛瓦、小桥流水，还引入了“设计师驻村”，把老粮仓改造成“乡村美术馆”，把废弃猪圈改造成“咖啡馆”。我2017年对接一位上海的设计师，他在崇明的一个村里租了间老宅，改造成“民宿”，现在成了“网红打卡点”，带动了村里的农产品销售，村民说：“以前卖菜要骑半小时车到镇上，现在民宿老板直接来收，还比镇上价高20%。”
“要素双向流动”是城乡融合的关键。以前是“农民进城打工，资金下乡买地”；现在是“人才下乡创业，资金下乡兴业，技术下乡服务”。比如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”，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用于产业项目，农民可以“以地入股”，分享产业增值收益；比如“新农人”计划，鼓励大学生、农民工、科技人员返乡创业，给予“创业补贴+贷款贴息+技能培训”的支持。我2020年遇到一位“95后”新农人，他在崇明搞“共享农场”，市民可以认养一分地，由他负责种植，收获的蔬菜归市民所有，现在已经有500户市民参与，农场年营收200万元，他还带动了10个村民就业。这种“城市反哺乡村、乡村滋养城市”的模式，让城乡成了“命运共同体”。
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城乡更有“温度”。可持续发展，不仅要“经济强”，更要“百姓暖”。崇明在城乡公共服务上下了大功夫：教育方面，引入了上海名校的“学区化集团化办学”，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；医疗方面，建了“医联体”，市级三甲医院的专家定期到崇明坐诊，小病不出村、大病不出岛；养老方面，推广“社区嵌入式养老”，农村老人可以在家门口的“长者照护之家”吃饭、娱乐、康复。我母亲2019年从市区搬来崇明养老，她说：“在村里，有‘家庭医生’定期上门，有‘老年食堂’吃饭便宜又卫生，比在城里还方便。”这种“城乡一体”的公共服务，让崇明成了“宜居宜业”的幸福家园。
治理模式智慧升级
18年前，崇明的治理是“人盯人、人海战术”；现在，崇明的治理是“一网统管、智能高效”。可持续发展，离不开“善治理”。崇明的“生态治理”，是“系统治理、源头治理、依法治理”的结合体。比如“河长制”，每条河都有“河长”，从区委书记到村民组长，层层负责，河道水质不达标，河长要“摘帽子”；比如“林长制”，每片林都有“林长”，负责植树造林、森林防火，崇明的森林面积18年增长了22万亩；比如“生态环保督察”，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“零容忍”，2022年查处了12起非法排污案件，罚款金额超500万元。我2018年处理过一起“企业偷倒工业废水”的案件，我们通过“河长制”的巡查网络快速发现，用“智慧环保”平台锁定了排污车辆，3天内就查清了事实，企业负责人说：“没想到崇明对环保这么‘较真’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
“多元共治”让治理更有“合力”。可持续发展不是“政府一家的事”，而是“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居民共同的事”。崇明成立了“生态志愿者协会”，有5万名志愿者，他们参与“净滩行动”“垃圾分类宣传”“野生动物保护”等活动；企业成立了“绿色产业联盟”，自律减排、技术共享；居民通过“生态议事会”，参与社区环境治理。我2021年组织过一场“垃圾分类听证会”，有居民提出“垃圾桶太少”，有企业提出“垃圾清运不及时”，我们当场协调解决了问题。现在崇明的垃圾分类准确率达到了95%以上，居民说：“现在扔垃圾就像‘考试’，不分类就觉得‘丢人’。”这种“政府主导、多元参与”的治理模式，让可持续发展有了“群众基础”。
“生态法治”为治理提供了“硬约束”。崇明制定了《崇明生态岛建设条例》，把“生态优先”上升为“法律规定”，明确了“生态保护红线”“产业准入负面清单”等制度；设立了“生态法庭”，专门审理环境资源案件；建立了“生态损害赔偿制度”，破坏生态环境的要“赔钱又修复”。我2020年参与处理过一起“非法捕鸟”案件，犯罪嫌疑人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，还要赔偿生态损失5万元，并在东滩湿地植树100棵。这种“法治保障”让企业不敢“碰红线”，让居民自觉“守底线”，崇明的生态安全，就是这样“守”出来的。
民生福祉持续增进
18年前，崇明居民最关心的是“能不能吃饱饭”；现在，崇明居民最关心的是“能不能活得好”。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，是“让人民过上好日子”。崇明的“生态惠民”，不是“画大饼”，而是“办实事”。比如“环岛自行车道”，全长300公里，串起了岛上的景点、村庄、社区，成了居民“健身、休闲、通勤”的“绿色走廊”；比如“生态步道”，在河边、林间修建，让居民“推窗见绿、出门入园”；比如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”，改厕、修路、通天然气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了98%，比全市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。我母亲每天早上都要去环岛自行车道散步，她说：“以前在市区，小区里巴掌大块地都种了菜；现在在崇明，出门就是大森林，这日子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”
“生态增收”让居民的钱袋子鼓起来。可持续发展，既要“生态美”，也要“百姓富”。崇明通过“生态农业+乡村旅游+电商直播”，让居民的收入“水涨船高”。比如“生态大米”“崇明土鸡”“黄桃”等农产品，通过电商卖到了全国，价格比市场高30%以上；比如“民宿经济”，带动了餐饮、农产品销售、手工艺品制作，居民人均从民宿中获得的收入达到了5000元；比如“生态公益岗位”，聘请村民当“生态管护员”“湿地巡查员”，每人每年增收2万元。我2022年遇到一位姓李的农民，他家种了10亩黄桃，以前只能卖给贩子，一斤3块钱；现在通过“直播带货”，一斤卖到15块钱，还供不应求。他说：“刘老师，现在知道为啥要保护生态了，生态好了，桃子才甜，才有人买。”
“精神富足”让生活更有“品质”。可持续发展，不仅是“物质富裕”，更是“精神愉悦”。崇明的“文化惠民”，让居民“有地方去、有事情做、有乐趣享”。比如“生态文化节”，每年举办“森林音乐会”“湿地观鸟节”“农民丰收节”，吸引了数万居民参与；比如“乡村文化礼堂”，成了村民“议事、学习、娱乐”的阵地，有书法班、舞蹈队、戏曲社；比如“生态教育”，在中小学开设“生态课堂”，让学生认识鸟类、种植蔬菜，培养“生态小卫士”。我女儿在崇明上初中，她说：“我们班每周都有‘生态实践课’，去湿地捡垃圾，去农田种菜，比在教室里上课有意思多了。”这种“生态文化”的浸润，让崇明居民的生活更有“滋味”、更有“意义”。
